摘 要宋朝“积弱”之说本自宋人，也是元明清乃至民国和改革开放以前较为一致的看法，并非因20世纪初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家欺凌才被特别提出。宋朝“积弱”也不意味着宋人不能打仗，实际上从战争的防御战角度来说，宋人反击辽西夏金元的“侵略”还是卓有成效的。但是为什么宋以后历代都说宋“积弱”呢？究其原因有三点：一是北宋和南宋均被金、元在短时间内灭亡。二是在所谓“和平”对峙年代与辽、西夏、金和蒙元的交往中(特别是南宋)又常常扮演乞求、赔款、苟且、退让等屈辱的角色。三是虽然宋打防御战颇有战斗力，但是宋的防御战都是对侵略者深入国境之内的顽强抵抗，也就是说在第一时间并不能阻击侵略者于国境防线之外。一个常在国境纵深地区进行顽强抵抗侵略的国家，不论抵抗有多么的卓越，也不能不是“积弱”的反映。宋朝“积弱”不能简单地归咎为军事能力的强大与否，而是统治者主观运用客观实力水平较为低下的一种反映。
作 者 | 李华瑞，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原 载 |《文史哲》2013年第6期，第33-42页原 题 | 宋朝“积弱”说再认识扩展阅读陈 峰 | 宋朝官场酒风及其引发问题管窥
“积贫积弱”是20世纪初以来对宋朝历史的一个基本评价，近一二十年来学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笔者亦有所回应。对于积贫，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由国家政策和政治体制导致的积贫问题与衡量经济文化发展简单的等同起来”。也就是说，“积贫”实质上是财政入不敷出的表现，虽然宋人未有直言“积贫”，但是宋人所言的“财匮”“财困”与“积贫”可以看作是同义词。对此学界已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索，无需多言，下面仅就“积弱”问题再谈几点看法。有学者认为“积贫积弱”成说的出现，与晚清以来中国备受帝国主义欺凌之时代背景有关。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积弱”一说本自宋人，宋人所言的“积弱”又往往包涵着现今指称“积贫积弱”的意义（详见后论），而且“积弱”也是元明清历代对宋朝的基本看法。
宋人的说法，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始于南宋人对北宋历史的反思。吕中说：“元昊所以敢于凭陵者，人皆以为宝元、康定积弱之故。”方凤说：“国家惩鉴五季，一意儒臣，尾大之弊虽除，然酿成积弱。”林亦有相似说法：“国朝立国之势，自建隆立极以来，臣民习于宽厚，风俗狃于治安。天下之势，近于委靡而不振；朝廷之制，几于废弛而不举。兵骄士弛，吏玩财困，积弱之弊，识者痛之”，“嘉祐以来失因循，嘉祐、治平以来积宽之弊，转为舒缓积弱之弊，流为安靡。天下之务，几于柔软而不振；朝廷之制，几于废弛而不举。皆因循之过也”。二是南宋人对自身所处时代的认知。王炎在与洪适的信中论及南宋的国势说：“炎以为天下之事，强则易振，弱则难立，积弱则难立也滋甚，何者？势不便而气先索也。”魏了翁说，南宋以来由于权臣以和戎之名“操持国柄，士大夫靡然从之，堕党崇雠，损威纳侮，卒之国势积弱，士气剥丧”。真德秀在宋理宗初期上奏疏强武备时说：“圣明在上，躬履节俭，无横恩，无滥予，独不可举之以修武备乎？况以国势积弱之余，不若是，无以奋张而兴起之。”另外，宋人虽然并不一定使用“积弱”一词，但在与辽夏金（蒙）元相比较中体认宋朝处于弱势。宋仁宗时期，韩琦慨叹宋军“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与敌。中夏之弱，自古未有”。富弼在向宋仁宗《条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中比较了辽与宋的国势后痛心地说：“北敌之强既如此，中国之弱又如此。”宋神宗时期欲变法有为，王安石虽然一再用“四夷皆衰弱”来安慰宋神宗，但他也体认到：“累世以来，夷狄人众地大，未有如今契丹。”北宋末期金灭辽、进攻宋之后，大多数士大夫都切身感到宋的兵弱，有的大臣对金军产生了极大的畏惧，《靖康前录》载“李邺归自贼垒，盛谈贼强我弱，以济和议，谓贼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时人号为‘六如给事’”。宋钦宗“遣宇文虚中往敌营报书”则直陈：“彼此强弱之势，则本朝兵力寡薄，难以迎敌。”建炎三年（1129），大臣慨叹：“今夷虏日以盛强，中国渐致衰弱。”南宋中后期宋的弱势，更是士大夫们的共识，黄震参加修撰宋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时，指出当时的四大弊政“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开庆元年（1259），忽必烈“南伐”，召见宋降将杜瑛“问计，瑛从容对曰：‘汉唐以还，人君所恃以为国者，法与兵、食三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将亡矣。’”文天祥《御试策》中分析南宋国势时指出：“闻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贫；能免于贫者，必不能免于弱，一利之兴，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财则交受其害矣。”至于金元明清人对宋的看法，金朝在与宋共谋海上之盟的过程中，已深知宋朝“兵弱”，金哀宗在其临灭亡之时还轻蔑地说：“北兵（指蒙古）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有余力矣。”元朝刘岳申说：“宋视汉唐，内无女色、阉寺之祸，外无强藩、外戚之变，经学不为无功，而国势不免积弱。”元朝史臣《进宋史表》云：“大概声容盛而武备衰，论建多而成效少。”对此评价，明人陆深以为：“宋之国是，实符斯言。”明朝人唐顺之在《宋神宗皇帝九军新阵辩》中云：“神宗为九军似矣，……可知操纵开阖，进退出入，决善政也，积弱累败，至于丧亡，宜哉。”明万历年间魏学曾在接受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时向执政上书说：“虏自欵贡来，疆吏相袭苟安，惧开边衅，而武备日不竞，此宋人积弱之渐也。”明清之际，王夫之在《宋论》中批评宋的军政时说：“岐沟一蹶，终宋不振，吾未知其教之与否，藉其教之，亦士戏于伍，将戏于幕，主戏于国，相率以嬉而已。呜呼！斯其所以为弱宋也欤！”“若夫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清朝乾隆时期君臣对宋朝的积弱有较多评议。编纂《续文献通考》的大臣云：“马端临作刑考，其序略曰：‘苟慕轻刑之名，而不恤惠奸之患，则非圣人明刑弼教之本意。’盖见宋承积弱之余，法不振而人多玩，故为此论也。”其后四库馆臣在为宋人数部著作的提要中使用积弱来形容宋的国势，如王安石《周官新义》提要云：“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何博士〈备论〉》提要云：“夫宋之衅，由于用兵，而致衅之由，则起于狃习晏安，废弛武备，驱不可用之兵而战之，故一试而败，再试而亡。南渡以后，卒积弱以至不振。”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提要云：“珂处南渡积弱之余，又当家难流离之后。”乾隆皇帝更是多次言及宋的积弱。他对宋仁宗庆历年间富弼出使契丹议岁币事件有如下一段评议：富弼至契丹议增币，拒称“献纳”二字，契丹遣使与弼偕来，帝用晏殊议，以纳字许之，目贡献义同，纳亦贡献之谓。富弼争执再三，稍有丈夫气，而其时宰相畏懦，务为苟安，仁宗又急图了事，遂至名实俱亏。积弱之势既成，益见其恹恹不振，诚可笑耳。道旁古南城，城废存土阜。云米（宋）拒契丹，筑此夹河守。和金计灭辽，唇齿患互受，外夷尚知此（谓高丽对宋使言），小利目前取。讵惟失河北，汴亦不能有。国势成积弱，况复政多咎。方士及权奸，岂堪偻指数（叶）。虚内乃贪外，屋丰家蔀。五国固其宜，炯戒传不朽。近代以来，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第31章标题即为“贫弱的新中央”，其下之细目则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其结论是“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漆侠先生对积弱是这样界定的：“这就是封建统治对内日益不能控制农民的暴动，对外日益无力抗拒辽夏的侵扰，从这两者所包含的实际内容中，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因之，积贫、积弱不仅是封建国家的外部标记，而且透过积贫、积弱的现象，还可以看到整个政治经济当中的复杂关系。”1963年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邓广铭先生执笔）在叙述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内容时亦云：“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港台学者对此也有所论列，如1989年林瑞翰在《宋代政治史》的结论中说：“世或以宋代先则见欺于辽，继则见欺于金，终为蒙古所灭，而谓宋代兵力之积弱不振，盖肇自集权政策之弊。”当然，对于宋朝的整体估价，从北宋中期以降也多有赞誉，程颢所言“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就比较有代表性。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中盛赞两宋文治超过汉唐：“大抵宋三百年间，其家法严，故吕、武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莽、卓之祸，不作于朝廷。吏以仁为治，而苍鹰乳虎之暴，无所施于郡国；人以法相守，而椎埋结驷之侠，无所容于闾巷。其制世定俗，盖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独其弱势宜矫，而烦议当黜，事权恶其过夺，而文法恶其太拘。”则是旧史家较为客观的评价。20世纪初以来，学界颇推重宋代研究，“以宋为制高点研治整个中国历史文化提出的各项重大问题，如‘宋学’渊源、宋代史学和新宋学等，引起各科学人的长期讨论”。而日美学者从宋代为中国近世开始的角度，对宋代经济文化给以高度评价。但是正如前揭，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讨论宋代积弱，是从北宋中期至清历代对宋的评价，并不完全与晚清以来中国备受帝国主义欺凌之时代背景有关。也就是说，宋朝积弱和宋朝经济文化发达是评价宋朝历史地位的两个方面，笔者曾说过：“不论从哪个角度讨论宋代的历史地位，都不应以一个方面掩盖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既不能以‘积贫积弱’来概括宋代的全部历史特征，也不能仅从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取得巨大进步而忽略宋代历史存在的‘民穷’‘财匮’和积弱不振的基本事实，偏废任何一面都不是对历史的客观评价，更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根据上述，对于宋朝的积弱，一般有两种认知：一种是指宋朝在军事能力上的积弱，一种则是指宋朝国势的积弱。目前讨论宋朝积弱问题，对这两种看法都有学者提出质疑，特别是对于宋朝国势积弱的说法。道理很简单，宋朝的经济、科技整体发展水平远非辽西夏金蒙元所能比拟。至于对宋朝军事能力的积弱，过去人们往往叹惋其不武，而近年有学者以为就国防而言，宋代不见得“积弱”，但似未有专题的讨论。其实宋人不是不能打仗，过去论者在论及宋与辽、西夏、金、蒙元战争时，往往多注意双方的进攻战，而对双方的防御战，特别是在辽金蒙古深入南北宋境内后宋军反击侵略的防御战，则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纵观两宋与辽、西夏、金、蒙元战争的重要战役，若以进攻和防守这两种战争基本形式和双方进行战争的目的来衡量，宋的军事失败基本上都发生在宋发动的进攻战役方面，而宋在境内抵抗来自辽、西夏、金、蒙元进攻的防御战，则宋军多能取得颇为不俗的战绩。先看宋辽战争。从979年宋发动收复燕云地区的高梁河战役到1004年辽进攻宋，在澶州城下订立和约，长达25年，其间北宋主动进攻的高梁河之战（979）、雍熙北伐（986）包括岐沟关之战、陈家谷之战、君子馆之战三大战役均以宋方大败告终。防御性战役有：满城会战（979）辽大败，瓦桥关雄州之战（980）辽军小胜但未攻破宋军雄州城，辽军亦受创。辽在河北、河东先后三路南侵（981），皆败。徐河之战（989）辽败，裴村之战等（999-1000）宋败，遂城之战（1001）宋胜，望都之战（1003）宋败。澶渊之役（1004），辽深入宋境，宋在军事有利局面下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其后直到宣和二年（1121）宋徽宗欲谋复燕云之地与金订立海上之盟，宋辽间未发生直接战役。宣和四年（1123），宋军两度由南向北进攻辽军把守的幽州城，大败而归。其次，宋与西夏的战争。自公元982年李继迁反宋至北宋灭亡、金占领宋陕西诸路、宋夏脱离直接联系为止，在近150年的时间里，双方处在交战和敌对状态的时间约占四分之三以上。但李继迁时期对宋的进攻，因其自身力量很有限，宋夏之间的战争尚没有明显的战略意义上的进攻和防御。及至元昊反宋，宋夏战争全面爆发，宋夏间三次大的战役：三川口之战（1040）、好水川之战（1040）、定川寨之战（1042），虽都因西夏侵宋而爆发，但具体战役则是宋军主动出击迎战西夏，元昊则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加以各个击破，宋军惨败。宋神宗时期实施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运动，对西夏展开积极进攻。绥州啰兀城之战（1070-1071）、灵州之战（1081）、永乐城之战（1082）均以宋军失败而告终。其后西夏挟永乐城大胜的余威，数次围攻北宋边城兰州，兰州城坚，西夏不能克。宋哲宗绍圣至宋徽宗政和时期对西夏依然采取进攻的态势，但不是采取大规模征伐主动进攻的形式，而是采取在宋夏边境西夏一侧进筑堡寨，步步为营，蚕食西夏。西夏力图阻扰宋的蚕食，遂爆发具有战略决战性质的争夺平夏城战役（1098），西夏是主动进攻一方，宋取得平夏城保卫战大捷。再次，宋金战争。从靖康元年（1126）金发动第一次灭北宋战争至1234年金灭亡，在近110年间，可以1141年订立绍兴和议为中轴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宋金战争经历了一个由宋军全面溃败望风而逃到逐渐砥砺抗衡金军的过程。“自金虏入中原，将帅皆望风奔溃，未尝有敢抗之者”，“挟劲骑，直越燕赵，躐齐鲁，遂至句吴以观南海。中有大河、江流、孟门、太行之险而不能为之限，所过城邑，无不开门迎劳，行留自恣，莫敢袭逐”。其间金两次南下攻取东京，南宋建炎年间两次渡江以及富平之战（1126），是两宋遭遇击溃战的典型战役。建炎以后，南宋军抗击金军值得一提的战役，据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八月立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格目，其中绍兴和议前被列为战功的有五处：“张俊明州城下（1129-1130）、韩世忠大仪镇（1134）、吴玠杀金平、和尚原（1130、1133）、刘锜顺昌府（1140）五处，依绍兴十年九月二十二日指挥。”由于绍兴十年（1140）九月秦桧当政，这五处战功没有包括已被关押的岳飞指挥的郾城之战、颍昌之战（1040）两次战役。有研究者以为：“南宋绍兴时，宋军五次大捷，即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绍兴十年（1140）刘锜指挥的顺昌之战、岳家军进行的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都是大败完颜兀术亲率的金军主力，而吴玠指挥的则属前两次。”前一阶段除了宋军防御反击取胜战役外，靖康元年宋金太原之战异常惨烈，宋军在王禀率领下阻击金军西路军于太原城下250多天。后一阶段，绍兴三十一年（1161）至隆兴二年（1164），爆发第二次金宋战争。此次战争有四次重要战役，即胶西海战（1161）、采石之战（1161）、德顺之战（1162）和符离之战（1164）。前两战是完颜亮打着混一天下的旗号进攻南宋，以金军的失败而告终；后两战是宋孝宗欲恢复故土北上攻金，以宋军的失败而告终，双方签订隆兴和议。其后宋宁宗时韩侂胄主政，积极北伐，开禧二年（1206）南宋在宿州和唐、邓一带向金发动进攻，金亦分兵六路侵宋，宋军惨败。宋理宗绍定六年至端平元年（1233-1234），南宋与蒙古联合灭金。最后看宋与蒙元的战争。从金朝灭亡的第二年即1235年，蒙古军以宋军收复三京，破坏宋蒙同盟关系为导火索，向南宋大举进攻，至1279年南宋灭亡，在长达45年的宋蒙战争期间，可以元世祖忽必烈即位（1260年）和宋理宗赵昀病逝（1264年）为标志分作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虽然蒙古军向南宋发动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开辟了全面对宋作战的战场，摧残了长江中上游地区若干大中城市，但总的说来，蒙军建树不大，南宋军队在巴蜀、荆襄、江淮三大战场有效地阻击和重创了蒙古军的进攻，其中孟珙指挥的江陵之战（1236）、邓穰之战（1240）、黄州保卫战（1237-1238），杜杲杜庶父子死守安丰之役（1237），王安指挥的寿春争夺战（1244），余玠领导的嘉定会战（1252）都是宋军取胜的重要战役，特别是1259年王坚和张珏指挥的钓鱼城之战大捷，重创蒙古军，蒙哥汗死于是役。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以后经过几年的准备，又开始进攻南宋，12691273年的襄樊战役宋军战败，同时宋金对峙以来，南宋藉以为国的巴蜀、荆襄、江淮三边守备也被蒙元军切割，至此南宋的防御体系溃乱不堪。1273年，元军发动全面灭宋战争，在两淮郢州、沙洋之役，湖北阳逻堡之役，江淮芜湖丁家洲之役，荆湖南北之役等重要战役中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宋军，1275年迫近临安，宋军又在焦山之战中大败于元，“宋军大溃，数十万众，死亡几尽”，“自是宋人不复能军矣”。翌年二月，宋帝出降。其后，虽有一二忠良起兵勤王，为宋坚守，但犹如大厦将倾，已非一木所能支撑的了。从以上史实来说，宋朝在战争进攻和防御两个战略方面，其防御战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相当强的作战能力，因而在观察宋朝“积弱”问题时，应当充分估计宋朝在防御战策略中取得的不俗战绩。第一，宋与辽西夏金元的战争总体上说，宋大多处于守势，但也有多次积极进攻的情况发生：北宋太宗、徽宗对于燕云地区的经略，北宋仁宗、神宗对西夏的战略进攻，南宋欲复北方故土而展开对金的数次北伐战争：岳飞四次北伐、宋孝宗隆兴北伐、宋宁宗开禧北伐、宋理宗端平入洛。宋的进攻战多以失败甚或被击溃而告终。那么，宋进攻战败多胜少的原因何在？以往学界已多有讨论，除去从军政角度总结的有“招刺太滥，拣选不实，训练很差，军法的废弛，军政的腐朽，军纪的败坏，官员对军士的役使和刻剥，军队的赢利性经营，对骑兵建设的轻视，实行以文制武，兵权的分散”等原因外，还从宋朝立国的形势加以探讨。南宋理宗时人吕中在《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国势论》中集浙东学派、朱熹等人的议论，早有深刻的分析：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者，国势之有强弱也。……而国势之所以不若汉唐者，则有由矣。盖我朝北不得幽冀，则河北不可都，西不得灵夏，则关中不可都，不得已而都汴梁之地，恃兵以为强，通漕以为利，此国势之弱一也。这个分析，即是20世纪学界所强调的，宋朝立国缺少与草原民族一争雄长的两个条件：一是以长城天险为依托阻御草原民族牧骑南下，以保障中原地区的安全；二是据有一片草原，繁衍马匹，编组为骑兵，主动出击，以机动对机动，以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国力为基础，终于战胜对手，成为国势强大之王朝。学界也大多认为：“北宋与边疆民族在兵种上，特别是骑兵力量上的差异，是其在军事上不能取得较大成就的原因。作为宋辽战争主要战场的河北平原的地理环境，又强化了这种观点。确实，这两种理解模式均有高瞻远瞩，与事实若合符节之处，其影响力历久不衰，本身就是对这点一个很好的说明。”宋朝所处的时代正是北方游牧民族充当着战争舞台主角的时期，虽然北宋初年就发明并使用了火器，中国古代战争从此进入了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但在仍以冷兵器为主的战场上，骑兵以其行程远、速度快、机动性强，适宜于平原旷野的远程作战等优势，充当着主要突击力量。这也是因为，就力量而言，骑兵是人力和马力之合。对此宋人早有深刻的认识：“马者，兵之用，国之所恃以为险者也。有国以来，未尝无马，国多马则强，少马则弱。”由此审视上述宋与周边政权的战争，恰恰说明了进攻战非宋之所长，受其所限，失败也在情理之中。对于这些讨论，有一个问题值得重新思考，即虽然宋初失去长城天险，但西部广大地区在西夏崛起之前，党项、吐蕃等族分散而居，尚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或者说没有形成直接让中原王朝感到威胁的力量，河湟、河西、河套、银川平原，乃至鄂尔多斯高原都有丰美辽阔的牧场，如果着力经营，完全可以组建与契丹抗衡的骑兵武装，“当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以安西都护府羁縻西域三十六国。唐之军、镇、监、务，三百余城，常以中国兵更戍，而凉州置使节度之”。但自宋太祖至宋神宗朝，对西部基本采取的是放弃政策。张方平在回答宋神宗“问祖宗御戎之要”时说：“太祖不勤远略，如灵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许之世袭。环州董遵诲、西山郭进、关南李汉超，皆优其禄赐，宽其文法。诸将财力丰而威令行，间谍精审，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万人而获百万之用。”是故，明清之际的顾祖禹说：“宋关中戍守不越秦、凤，熙宁以后始务远略。”在河北一线，宋太祖对契丹境内的燕云地区也是采取了一种防御为主，而不是如学界一般认为必欲收复的积极进攻政策，实际上，后周世宗进行统一战争时是把吴、蜀、幽、并，并列为统一对象，而宋太祖则是把北敌分成两个明确的概念，即河东北汉是卧榻之侧必欲消除的“他人家”，而燕云则属于如何处置的边患问题。笔者在讨论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方针时曾指出：“以往武断地说‘宋初置燕云于不顾’，固然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但若说宋太祖君臣制定的先南后北统一战略方针包括兵取燕云也是缺乏事实基础的。实际上宋初的先南后北只是针对太祖不满‘小天下’而言，太祖其所以汲汲于南北用兵，主要是削平割据，而不能容忍一之侧有他人鼾睡。这与他对内实行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藉以强化皇权，强化唯我独尊的专制主义是内外照应、一脉相承的。而幽燕之地则不能与之同日而语，太祖其所以念念不忘幽燕，主要是看重幽燕的军事地理，幽燕之失，北部门户洞开。来自契丹的威胁成为心头之患。但是幽燕归属契丹几二十年，收复幽燕之举牵一发而动全身，故幽燕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对待蛮夷之国造成的边患的问题，因而解决边患的办法，诚如赵普所言自古有上中下三策：即据险而守、和戎和以兵锋相见一争雄长。从宋初太祖和赵普的看法，显然倾向于‘和戎’之策，而上述事实也是如此。”在西南宋与大理以大渡河为界，亦是宋太祖“不暇远略”的结果。后世有“宋挥玉斧”的故事流布。周《清波别志》卷一引《西南备边录》记载：“艺祖既平蜀，议者欲因兵威以复越巂，上命取地图视之，亲以玉斧划大渡，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即今之疆界也。河滨旧有划玉亭，今犹在。”周所引的这个故事对后世影响甚大，《方舆胜览》《蜀中广记》《明史》《滇史》等文献均有类似的记载。南宋初，翰林学士朱震言：“按大理国，本唐南诏。大中、咸通间，入成都，犯邕管，召兵东方，天下骚动，艺祖皇帝鉴唐之祸，乃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可见宋在西南边区也采取以防御为主的策略，则是无疑的。由此可见，宋朝自太祖朝伊始，较汉唐统治者缺乏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1978年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八十位西方历史学家执笔编撰的《世界历史地图集》曾指出：“宋比唐的世界主义为少，对外部世界经常采取防范和猜疑的态度。”这种防范和猜疑有多方面的内容，表现在国防建设上则是奉行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思想。故其军事设施、军队建制、兵种配置、战争手段、作战方式等无不贯穿着防御的思想。虽然，宋神宗时起用王安石进行富国强兵的变法，在改变宋与西夏战略地位上有明显收效，但是就宋的以防御为主的国防性质而言，基本上没有大的改观。以防御为主的军队去进行进攻战，与擅长进攻战而拥有强大骑兵的对手交战，其胜少败多是不难想见的。宋的军队虽号有百万之众，但是散布在陕西、河东、河北沿线数千公里之上，难以集中优势兵力，比如，庆历年间，宋在陕西约有兵近二十万，但是分散在鄜延、环庆、泾原等路，都只有五六万人，而西夏则可以集中十万兵力击破宋之一路。所以辽西夏金蒙元军队数量虽比宋少许多，但往往可以集中绝对优势之兵力，以行局部之歼灭战，使得宋军疲于奔命。宋即使为了所谓北伐声张正义，所集中的军队缺乏灵活机动的配合，加之由不熟悉进攻战的文臣和低素质的武将统领，宋之失败在所难免。第二，虽然在进攻战方面两宋明显居于劣势，败多胜少，但是在防御战中宋抵敌住辽、西夏、金和蒙元的强大攻势，则胜多败少。从战争是由进攻和防御两部分组成、缺一不可的角度来而言，北宋及南宋在防御辽西夏金乃至蒙古的入侵上还是很有值得称道之处。首先，北宋为防止辽和西夏的入侵，国防建设十分艰巨，故以军旅事务为头等大事，“国曰军国，州曰军州”，以兵立国是其基本国策。张方平说：“今朝廷所言大事必曰军国，是知兵者，时之大务，邦之重柄。”王明清也曾说：“至于一郡，则尽行军制：守臣、通判名衔必带军州，其佐曰签书军事及节度、观察、军事推官、判官之名，虽曹掾悉曰参军。一州税赋民财出纳之所，独曰军资库者，盖税赋本以赡军，著其实于一州官吏与帑库者，使知一州以兵为本，咸知所先也。置转运使于逐路，专一飞挽刍粮，饷军为职。”林亦云：“况国朝之制，库曰军资，官曰参军，务曰赡军，而为守倅者亦先军而后州，其于军事重矣。”可见，以兵立国的基本策略贯穿于宋的各种制度。其次，从北宋到南宋实行“将从中御”军事制度，为后世所诟病，这种制度在进攻战中无疑是致败的重要原因，如宋神宗“每当用兵，或终夜不寝，边奏络绎，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结果却招致灵州和永乐两次大败。但是从防御的角度来看皇帝制颁、使用“阵图”，结果会是另一种状态，事实上《武经总要》所载常阵制、本朝平戎万全阵法、本朝八阵法以及宋神宗九军新阵，基本上都是在吸纳前代已有经验基础上，根据宋朝所处的时代特点加以改进，成为以步制骑的防御阵法，而且取得不菲的效果。第三，为抵御游牧民族铁骑的突袭，两宋多采用筑城防御的战术，进而发展到利用河流和山地等自然地形，结合完备的城邑防御设施，以步兵的积极防御抵抗骑兵的迅猛进攻，使这一时期步兵抗击骑兵作战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宋夏战争之初，宋总是力图用大兵团剿灭西夏，但屡战屡败，西夏“在战略方面，利用广漠原野，敌进则退，敌退则进。敌驻戍不出，则窥破良机，集中绝对优势之兵，以行局部之歼灭战。战术方面，则以设伏诱敌为惯技。宋之所以屡败，即此故也”。宋哲宗以后，北宋改变大兵团进剿的战略，而改为防御反击战略或称为积极防御，在宋仁宗以来的牵制策应之法的基础上发展为浅攻进筑或浅攻扰耕，也就是说，北宋花费很大的气力在宋夏边界西夏一侧沿河流、山崖和平原之地修筑集军事、经济、居地等功能于一身的堡寨和城池，用作抵御西夏入侵的手段，且把战区由本土转向西夏一方，变被动挨打为防守反击，蚕食一地，进筑一地，蚕食是进攻，进筑是下一次蚕食的依托和保障，诸路并进，西夏首尾难顾，这正是宋哲宗绍圣以后西夏难以应付，并节节败退的原因，从而从根本上解除了西夏对宋的威胁。北宋末年的太原之战、南宋初年的和尚原之战、顺昌之战等都是依据城邑和山地的著名防御战。吴玠说：“高山峻谷，我师便于驻队，贼虽骁勇，甲马厚重，终不能驰突；我据嵯峨之险，占关辅之势，贼虽强捍，不能据我尺寸地。”宋蒙战争期间，宋军在守城方面，又创造了以“串楼”对付蒙古军的火炮，以山城寨堡对付蒙古铁骑的战术，取得了战争前一阶段黄州、安丰大捷和钓鱼城保卫战的胜利。后人总结宋蒙钓鱼城之战蒙军失利原因时就指出：“弃野战之长，违北族之性。聚数十万之众，冒盛暑而攻合州，顿兵坚城，累月不下，情见势绌，以身殉之。所谓千金之弩，为鼷鼠而发。甚矣，其不知兵也。”南宋不仅发挥擅长守城的优点，而且大大提升了水战的优势。宋军的水战优势主要体现在利用舟师从水路增援受困城市上。例如1237年史嵩之从鄂州援光州、陈从建康遏和州、赵葵从扬州趋淮西之役，1240年孟珙从荆襄援夔之役，1244年吕文德增援寿春之役，1259年吕文德自长江中游增援重庆、合州之役等等。刘整说，蒙古的“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是故他建议：“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宋蒙元战争的第二阶段，元军连克宋军防御阵地，使宋军节节败退，即与采纳刘整建议，组建强大的水军密不可分。由以上三点可知，宋朝在主观上选择以防御战为主思想的指导之下，在军事国防建设及战略战术的运用，也是颇有建树的，不能全盘否定。对于宋朝的积弱问题，自北宋中期以降，学者、士大夫、史家均有论列。宋人多从反思过度集权的角度讨论国势不振来指称“积弱”，而元明清人指称的“积弱”则更多的是从宋朝文治有余而武备不足来论列宋朝的“兵弱”。但不论如何，北宋中期以来迄改革开放前，认为宋朝“积弱”则是史乘、学界的公论，并不因20世纪初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家欺凌才被特别关注。那么，如何看待上述所言的宋朝“积弱”呢？显然从反击侵略的防御作战能力来说，宋朝军队不能完全说不能打仗，即不能完全是弱，上面的讨论已有较为充分的说明。这可能验证了近年有些学者认为宋的国防并不一定“积弱”的观点。其实不然，本文的目的不是为此张目，而是站在客观表述宋的实际军事能力的基础上，来说明既然宋有不菲的军事能力，但是为什么宋以后历代都说宋“积弱”呢？笔者认为大致有三点原因：一是金灭北宋和宋蒙元战争的第二阶段特别是1273年后的元灭南宋战役，基本同属于击溃战，也就是说北宋和南宋均被金、元在短时间内灭亡，这就是积弱的表现。二是在所谓“和平”对峙年代与辽、西夏、金和蒙元的交往中（特别是南宋）又常常扮演乞求、赔款、苟且、退让等屈辱的角色，这又是不折不扣的“积弱”。三是虽然宋打防御战颇有战斗力，但是必须指出宋的防御战都是对侵略者深入国境之内的顽强抵抗，也就是说在第一时间并不能阻击侵略者于国境防线之外。一个常在国境纵深地区进行顽强抵抗侵略的国家，不论其抵抗有多么的卓越，也不能不是“积弱”的反映。所以有学者说：“军事无非是客观的实力加之以主观的实力运用。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种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却是劣等的，这就是积弱。”这是有其道理的。